拿什么填平上海農村共富路上的“鴻溝”？
沒有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就走不通。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最怕“兩頭”，一頭是增收無望整體抬不起頭，另一頭是增收反差太大失去勁頭。無論是整體抬不起頭還是失去勁頭，肯定是主客觀原因并存，但必須承認，主要原因在于激發農村集體經濟增收的政策不給力，措施不得力。2024年，上海1545個行政村經營性收入為623.5億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分配收益達32.8億元，1215個行政村的經營性收入超過50萬元，然而，經營性收入和分配收益數據填補不了非農村和涉農村收入、分配的巨大“鴻溝”，也無法掩蓋村集體經濟經營模式單一、增收乏術、收支平衡難的困局。
值得慶幸的是，上海市、區、鎮三級政府及社會各界看到了“鴻溝”的存在，也不回避不掩飾這一困局。問題是，上海能不能摒棄無意識限制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政策規章，新的政策能否激發出真正體現大都市鄉村經營性收入增長的市場活力，這考驗著大都市振興鄉村的智慧和勇氣的同時，也將考量出上海創新探索城鄉融合發展的真誠度。
上海出現農村集體經濟“鴻溝”背后
今年上海農業農村工作現場會之后，上海農口系統持續著鄉村振興話題的同時，多了一個“尷尬”話題——不少涉農村、純農業村集體經濟收入慘淡、增收無門。隨著話題的傳播，那些集體經濟增收乏力的村迎來了“回頭看”。面對上級提出的集體資產保值增值、集體經濟持續增收的新要求，基層干部深陷焦慮，他們對主客觀原因的反思，則把產生村集體經濟鴻溝的種種原因托出水面。
眾所周知，上海農村集體的收入包含兩塊：一塊是普適性的財政轉移支付收入，金額根據各個涉農區的具體情況而定，這塊收入保證了村子的正常運行管理；另一塊是集體經濟合作社的收入，即通過運營村集體資產而獲得的收入。造成上海農村集體經濟出現“鴻溝”的，是村與村之間集體資產及經營性收入差距太大。
2015年前，大都市的城市化工業化，以及城市持續反哺農村，讓上海各涉農區普遍得益，因此，上海農村集體或多或少積累了資金和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多以廠房、倉庫等形式存在。遍布各個村的固定資產撐起了上海農村集體的租賃經濟模式。2015年以來，上海加快高質量發展步伐，全面推廣低效建設用地“減量化”，農村集體的固定資產因此大量“縮水”。過去幾年，上海在減量化的基礎上又推出了“五違必治”，曾經為農村帶來租賃收入的廠房倉庫等幾近“清零”。
雖然固定資產縮水、清零獲得了相應的補償，集體資產中現金有所增加，存款高達上千萬元的村也不少，但是，那些失去固定資產和集體建設用地的村，村集體經濟得不到租賃經濟加持，銀行利息逐年走低，經濟下行導致村集體投資回報下滑，等等因素夾擊下，絕大多數涉農村的集體經濟收入出現了斷崖式下滑。而那些全面城鎮化的非農村，有幸保住了固定資產和集體建設用地的涉農村，則繼續享受租賃經濟的紅利。
經歷了近十年反差巨大的升降之后，市場之手在上海村與村之間“劃出”了一道集體經濟“鴻溝”。
反思“農村奉獻城市”決策正當時
過去十多年，上海在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方面始終保持著先行先試的創新實踐，上海在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立法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為國家層面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集體經濟組織立法工作提供了重要樣本。近年來，上海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探索實踐也未停步，2024年年底，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促進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通過“新型”、“高質量”這兩個詞語能夠看出，上海正掀起新一輪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探索實踐。
記者調查發現，基層工作者在努力理解新型、高質量農村集體經濟內涵的同時，發自內心地希望上級部門能及時反思、糾正持續多年的“農村奉獻城市”的決策管理行為，本著對歷史負責對大都市“三農”工作負責的態度，把振興鄉村效能至上理念貫穿在決策、管理過程中。
回顧過去幾年，“一搞建設就違規”成了上海鎮村基層干部和農業經營主體最大的困惑。一搞建設就違規，并非指美麗鄉村、鄉村振興示范村創建過程中的項目建設，指的是鎮村認定的地塊性質，和督察土地違規的“數字地圖”嚴重不符，鎮村按照以前的土地性質加以開發利用，十有八九被查，勞民傷財的事屢見不鮮，導致鎮村干部形象、信心受到各種擊打，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通過頂層設計推出的十二個設施農業片區建設效率也因此大打折扣。
而承擔著上海都市農業形象代言角色的“頭雁”們，不是走在申請經營性用地的路上，就是奔波在解決經營場地違規整改的路上，投入幾十萬上百萬的項目，很有可能收到限期拆除的告知書。記者曾經采訪過的一些好項目，如今再也看不到蹤影。頭雁們反復著流淚又流血，甚至可以說，導致了上海都市現代農業創新發展的理念根基出現了松動，而消除由此引發的負面影響，需要支付大量社會成本。
對于一些政策決策限制了上海廣大涉農的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現實，上海“三農”條線各級決策層管理層眼看著“農村奉獻城市”的現象，也不得不接受“永農田劃到農戶墻角”、“永農田劃到河堤大壩”等等無奈的現實。
真正關心上海鄉村振興的各界人士都在捫心自問：都進入了鄉村振興新時代了，上海何時打破“農村奉獻城市”的魔咒？
搞活上海農村集體經濟少不得鄉村經營
今年年底，上海將成功創建300個市級美麗鄉村和150個市級鄉村振興示范村，同時，系統性推動“五好兩宜”和美鄉村創建試點工作，標志著上海的鄉村振興進入了新階段。
“五好兩宜”和美鄉村試點工作，本質上是由單個示范村創建升級為片區振興，通過鎮與鎮、村與村的聯動實現振興，依托片區里已有的鄉村振興示范村，提高區域振興水平，而且，首要目標定為推動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和農民持續增收。
上海自2018年以來的示范村創建及持續時間更久的美麗鄉村建設，確實提升了上海鄉村的美麗指數，特別是少則投入幾千萬元、多的投入了幾個億資金而成功創建的示范村，面貌煥然一新的同時，增加了不少新建場所。記者調查發現，無論是美麗鄉村還是示范村，除了具備農業、服務業基礎的村，和擁有整村運營團隊的村，大部分新建的鄉村空間處于虧損狀態，不但沒有為村集體經濟提供收入實現增收，反而因為維護成本高拉低了集體收入。高投入壓力，產出少或沒產出壓力，維護成本高的壓力，成為直接壓在村“兩委”班子成員身上的“三座大山”。
因此，曾經一度感嘆上海鄉村建設落后了的基層工作者，在前往浙江江蘇等地學習考察后，再一次集體感嘆：上海鄉村經營水平落后了！
從已經建成的100多個鄉村振興示范村來看，村集體經濟收入少增收乏力的現象具有普遍性，最早一批建成的8個鄉村振興示范村，投入項目資金都超過億元，撇除銀行利息和部分固定資產投資收益，以萬元為單位，個別村集體經濟經營收入是個位數。為了快速消除高投入低產出沒產出的負面影響，有的區鎮采取了把其它村非常有限的集體建設用地劃給示范村，造成了嚴重的不公平，負面影響不小。
2023年，上海市委組織部聯合市農業農村委選拔了200名優秀干部，以“駐村第一書記”方式派駐到經濟薄弱村開展駐村工作,推動上海農業農村現代化。再過幾天，第一批駐村第一書記將結束駐村返回各自工作崗位，記者通過多種渠道了解到，駐村700 多天，為鄉村振興奮斗了近兩年，絕大多數駐村書記表達了上海農村集體經濟不該如此薄弱的觀點。在他們看來，解決好農村集體資產、無形資產經營團隊問題，放權鎮村，比投入巨資搞建設更重要。
為村集體經濟增收探索出有效路徑的駐村第一書記們，在對比浙江上海鄉村運營差距時，甚至懷疑，上海到底缺不缺人才，上海為什么不能像浙江政府那樣，舍得為鄉村運營人才培育持續地投入資金制定新政策。
事實上，上海在探索集體資產保值增值增收方面涌現過好的模式，如百村公司、鄉悅華亭等模式，薄弱村的村集體經濟通過抱團實現了增收，村集體通過集約利用“三塊地”快速發展壯大了集體經濟，農民因享受到發展成果而有了獲得感。遺憾的是，城市重于鄉村的決策思維，導致這些模式無法推廣，甚至，上海農民為提高生活質量改造自家民房也需要排隊等批，望眼欲穿。
系統性培育鄉村運營人才隊伍，必將迫使決策者直面鄉村振興必不可少的資源性需求，上海至今沒有從上到下推動鄉村運營，是不是城市重于鄉村的思維仍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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